1952年金秋时节，迎着新中国的灿烂朝阳，我们考取了江西省萍乡师范学校。从此，投入母校温暖的怀抱，汲吮着母校的甘甜乳汁，整整六年。这六年，是母校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，更是我们成长史上的关键时期。当年，尤其我们得到众多学高身正的优秀园丁们的耳提面命，真是感恩难忘。
我们第一任班主任陈洪濂老师，南京音乐学院毕业的女高音歌手，兼任我们音乐课。她像大姐，像慈母。我们这群小同学，初入校时有些恋家，每星期六下午都有向她请假吵着要回家一趟。按校规在星期日当天不能返校的，一律不准假。后来有个叫彭树亮同学，发现了陈老师的“软肋”，只要在她面前假滴几点眼泪，保能准假。有的同学就学彭树亮的样，果然一验即灵。在第一学期中途，我也请假回家一次，星期日当天却未按时返校而误了半天课。陈老师却没当着全班同学正颜厉色批评我，而是把我叫到她房间，抚摸着我的头细言细语说：“记着，下不为例了，好吗？”这时让我情不自禁流下了真眼泪哭了。
第二任班主任龙学起老师，河南大学毕业。他像大哥，像严父，原则性强，管理可严格了，连班上的大同学都服他。他一直带领我们初师毕业。在他谆谆教导、辛勤培育下，我们班历学期评为优秀班集体。他教学严谨，言传身教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的治教精神，认认真真做事，堂堂正正做人，诚诚恳恳待人的崇高品德，成了我们走向社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毕业楷模。
记得55年5月，龙老师带领我们在芦溪林家坊小学教育实习的日子。那时我们只有十五、六岁，平时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提问站在讲桌前，还会有些脸红。今日要去当老师，站在讲台上，面对着近百张脸（除几十名小学生外，后面还坐着实习指导老师和同学），要独自讲完45 分钟课，真有些胆怯。可是，在龙老师积极热情的鼓励和手把手的指导下，我们不仅胜利完成了实习任务，增长了才干，而且被评选为这届11个毕业班（包括6个四年简师班）的教育实习先进班。这当然是龙老师严格要求和精心指导的结晶。我们也觉得自己一下子长高了，长大了，也更懂事了，好像自己就是人民教师了，好自信的有成就感。
时隔60多年的今天，我们记忆犹新当年林家坊小学几百师生，在芦溪火车站台欢送我们返回母校时，那依依惜别的场景：当火车一进站，小学生们顿时哭声四起，弄得我们也噙着泪花，情不自禁地和小学生抱成一团哭了起来。我们在回萍城车上一直到下车，都是默言无语，擦着泪眼，回味着刚才的真情实感。正是这种情感，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念，激励着我们为新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决心。
55年7月，组织决定从我们这届初（简）师11个班532名毕业生中，挑选75名保送直升中师学习，我们三人又是被挑选的幸运儿，当时内心的自豪感真难以言表。
中师三年，母校的教师阵容更加整齐，实力更加雄厚，人才济济。他们个个学识渊博，师德高尚。他们讲的每一堂课，几乎都是那么精湛多采，引人入胜。听他们的课，简直是一种享受。我们至今都难以忘怀的，不妨在此略数一二。
教我们现代文学的康绍泉老师，他是中共地下党员，曾任中共南昌城工部萍乡特别支部湘东地区总支书记。初师三年都是他任我们班的文学课。他善于分析点评作品和写作指导。讲起课来激情满怀，手舞足蹈。他那抑扬顿挫尖嗓音的讲课声，相隔几个教室都能听到。
记得当年我们分别写过一篇《红领巾教育了我》《怀念斯大林公公》和年级作文比赛得了头名《饭厅速写》的命题作文。他批改时，从头到尾都点了红圈，其中各有一二段落还画了双红圈。他把我们的作文拿在语文教研组的老师中大加夸奖，并在他所任的两个班作文课中宣读讲评说，单凭加了双红圈的段落就可得5分（那时是五级分制）。从此，我们对学文学、练写作的兴趣顿生而渐浓。可以说，我们后来走向社会，无论是在文教战线，还是在政界工作，业余搞点文学创作，留下了一些浅淡的墨跡，应该是得益于康老师的启蒙和熏陶所扎下深深的根基。
教我们古典文学的黄序铨老师，古文底蕴深厚，造诣很高。记得他给我们上第一节课的情景：上课铃声刚落，一位矮个瘦身的老人登上讲台，毕恭毕敬鞠躬向我们回了上课礼，待同学们坐定后，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目光，透过镜片注视全堂，慢条斯理说：“同学们，讲课之前说明有三：一、我，黄序铨是也（随即板书黄序铨三个刚劲有力的粉笔楷体字），同学们可称呼我黄老师，不可叫别名；二、我不会讲普通话，只会说萍乡大白话，请同学们谅解之；三、我左耳有点儿背，同学们回答问题时，请到讲台上来，在我右耳边说。好，言归正传，今日讲......”
他讲“逼上梁山”，从白虎堂、野猪林、火烧山神庙，一路走来，他就是林冲，从忍气吞声到义无反顾逼上梁山；他讲“斩马谡”，他就是那军法无情、执法如山的诸葛亮，既义正辞严斩之，又拂袖挥泪而痛之；他讲“窦娥冤”，他就是那贤惠善良的窦娥，蒙冤受屈，呼天喊地，叫得六月飞雪，血溅白练，大旱三年......总之，他讲啥像啥，作品人物，作者意旨，全在他讲课中刻画得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。而且他从不翻阅教材教案，其课文内容在哪一页、哪一段、哪一行、哪一句都说得清楚不误，背诵如流。他语言精炼，言简意赅，多是四六句，对偶句，排比句。我们记了上句，下句自然而就；板书的粉笔字，非常工整有序，我们好做笔记。他的每堂讲课，无不使我们感叹钦佩，获益匪浅。
教我们地理的黄序循老师，是《中国地名辞典》撰稿人，并有《萍乡地理》等著作传世。他执教地理近四十年，解放前后，多次评为省优秀教师。
记得有一次给我们上经济地理课，讲台湾省，一节课下来，他已把台湾省的农业、矿产、海洋等资源以及传统的经济作物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。黑板上，由他一边描述，一边绘制台湾省的经济地图，已完美无缺地展示在我们眼前（黄老师讲课，也从不翻看教材教案和带地图），竟与教材上的地图一丝不差，准确无误。这时，他好像猛然醒悟说：“哎哟！同学们请记住，台湾省除上述这些宝贵的资源外，还有一样极为丰富的特产，它给人美味，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（随即在黑板地图上板书“蔗糖”二字），台湾省的蔗秆产量很高，秆粗壮汁多，榨出来的糖雪白晶莹，特别——甜”，说到这个甜字时，他故意拖长音调，点头点脑地从讲台右边走向左边，边走边说，他的口水好像在深深咽了下去，引得在那个年代见糖都咽口水的不少同学，也跟着黄老师像咽了一口的糖水似的。黄老师接着说：“要是台湾省早日回归祖国，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还计划供用黄沙糖，而是可以保障供给白糖了。”黄老师如此生动巧妙将爱国教育寓于教学之中，真是画龙点睛的杰作。
当然，有时有的老师讲课也会偶尔遇上点麻烦。譬如教我们班生物的王安远老师，讲达尔文生物进化论，他讲到马尔萨斯《人口论》时说：“马尔萨斯认为，世界人口成几何级数增加，而世界粮食只以算术级数增长，这样世界人多粮少，必然要用战争手段来解决。以此推论，马尔萨斯断定战争不可避免，是合理的。这种理论是错误的，反科学的……”没等王老师讲完，当时就有位叫敖维武同学急着举手发问：“王老师，不打仗，难道让一部分人活活饿死吗？”很显然，这就将了王老师一军。王老师也许考虑这个问题涉及到政治和政策，便回答说：“我讲的只是问题的一面，还有科学技术进步发展等因素嘛，到时科技水平提高了，粮食也可成几何级数增长，不但田土里能高产出粮食，而且山岭上、沙滩上、海洋里都能长出稻麦来呀！”想不到老师这种科学幻想不但没有打发我们这群求知欲极盛的学生，反而引起哄堂大笑和无序的叽叽咋咋的争论。但教学经验丰富的王老师毫不怯场，几分钟后，他也嘿嘿大笑说：“好，好了！要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有许多，需要人们去探讨。下面我布置一道课外作业：马尔萨斯‘人口论’，有没有它合理的一面？它错在哪里？人们如何来解决这对矛盾？下星期的生物课，我们先抽出15分钟，由各组推选一个代表发言，大家来探讨一下。”这下更引起了全班同学的浓厚兴趣，一星期内的课余展开了热烈的探讨。第二个星期的生物课开始时，果真各组代表发了言。最后王老师小结：“一、马尔萨斯两个增长的观点是现实的，是客观存在的，可以说是合理的；二、马尔萨斯主张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这对矛盾是错误的，反科学的，甚至是反动的；三、人类自身生产也应像社会主义经济生产一样，按计划按比例的规划协调发展，这有个过程，需要时间，比如人们观念的改变，科技的进步发展，等等。”
王老师如此开放、灵活，循循善诱、有效的课堂教学，甚为经典，至今还回味无穷。
在母校六年的学习，正是有如此众多学识渊博、教学精湛、诲人不倦的恩师群体，给了我们崇高的信仰，给了我们强健的体魄，给了我们丰富的知识，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。我们怎能不铭诸肺腑，没齿不忘啊！
一向听惯了母校六年之久、催我们起床、出操、上课、作息那特有的铜铃钟声，伴着体育老教师何允孚老师当年就喊出“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的嘹亮口号声，时时在我们耳边回响。我们这些当年的莘莘学子，至今还在深深地眷恋着母校，岁月的沧桑与风尖，未能磨损我们对母校——萍乡师范的一往深情。
陈熙筠 丁运梅 段家作
二0一六年母亲节
